跟技校拼不过专业技能，跟名校拼不过学历
不久前，金容(化名)在中国传媒大学校内租到了房子。七八平方米的单间，一张单人床，一张旧木桌，便是她接下来一年的考研训练场。这套公寓的3个单间里，住的都是和她一样，刚刚在第一次考研失败后就开始准备“二战”的人。
武汉轻工业大学广告学专业2014届毕业生璐瑶尽管初试便落榜了，她仍然特地赶到北京，希望能够实地“取经”，观摩中传的研究生复试，打听一下信息。
这趟北京之行是瞒着家里人的：父母并不支持她再次考研，而是希望她能考个公务员，或者找一份安稳的工作。
“我们大学4年很多都是玩、散、懒，结果跟技校学生拼不过专业技能，跟名校学生拼不过学历。”在璐瑶看来，自己虽然也是本科毕业，但找起工作来，便成了高不成、低不就。
5年前高考时，刘念考过了一本线，但最终掉档，只上了二本。像她一样，不少考研“钉子户”都是由于高考失利、与心仪的学校擦肩而过，一直怀着名校梦。要实现未完成的梦想，唯一的出路便是考研。
2014年，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《2014年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报告》显示，73%的研究生考生的本科院校为非985、211院校。在诸多促成考研的动因中，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为增加就业竞争力(39%)和希望读个名校(15%)。
2007年，怀着清华梦的祝逸(化名)高考失利，被调剂到了江汉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。4年后第一次考研失败，他进入一家国有钢铁企业做了技术员。在周围的人看来，这算得上是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。
一次，铁板缝隙透射进的一缕阳光打在他的脸上，他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梦想中的画面：草长莺飞的校园，草坪上的自己正沉浸在阅读中。那一刻，他萌生了辞职考研的想法：“我不想一辈子面对着这些机器。”
与此同时，从考研成功进入名校的本科同学那里，传来的信息都是“导师介绍的项目”、“即将投入生产的芯片”、“师兄去了IBM、华为、腾讯、联想”之类的消息。而他一直清晰地记得，自己求职时去听百度公司的武汉地区宣讲会，HR明确告诉大家，做技术的只招武汉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，其他学校毕业的学生对他们而言都是others(引申意为“陪衬”)。
“自己没有名校的出身、没有背景，所以这里不是百度，身边的人只知道打麻将、玩游戏，还要用工龄来换取一点点职业提升，很可怕。”他说，“我希望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来改变，而不是留在这里，靠关系和时间来上升。”
因为当初“没有选择”，他坚持了一年;一年后，他毅然辞职，准备第二次走上考研战场。
刘念考研的决心，也同样来自在求职路上遭遇的挫折。“一战”考研失败后，她认真找了一段时间工作，投了很多大公司，但因为本科学校不好，别人根本不看她的简历;在一家传媒公司的招聘中，刘念成功晋级了三轮面试，“到最后就剩我学历最低，结果还是被淘汰了。”此后，她选择将简历投递到一些不大的公司，虽然最终收到了几家公司的offer，但最后提供的职位都并非她所应聘的岗位。
“只能更现实一些，继续考研。”她说。
没有专业的竞争意识，也没有课外实践的积极性和危机感
刘念说，在自己班里的同学中，只有三五个能找到心仪的工作，很多同学毕业才一年，却已经跳槽两三次，或者现在又离职了在找工作。和刘念一起选择“二战”的同学有6个，而在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中，考研结果刚刚出来，就已经有3个开始准备“二战”了。这在刘念看来很平常。
“大家的情况都不怎么好。”她说，“但也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，也没有经验。”
和刘念一样，璐瑶选择“二战”也是由此产生的自卑。这源自一次对话：快要大学毕业时，她和一名在人大读书的同学聊天，对方屡屡提起大学期间去十堰农村做调研、去日本交流学习和多次校外实践的经验，璐瑶只是“很礼貌、很配合地笑了笑”。
“一边赞叹着真不错，一边内心的自卑感骤然涌起。”她渐渐发现，“好学校的学生确实视野更宽广、更博学多才，也更有自信，活得充实而有意义。”经过几次交流后，各种对比让璐瑶越来越失落。
与那名人大的同学相比，璐瑶的大学生活却留给了她很多遗憾：在一个“没有专业的竞争意识，也没有课外实践的积极性和危机感”的环境里，她称自己是“混沌”了4年，直到大四才觉悟。
璐瑶所在的学院基本没给她们提供过任何实习机会，她积极参加的实践活动也局限在学校社团层面，几乎没有专业方向的老师指导;由于她成绩好、表现积极，才被推荐到武汉晚报广告部实习两个月，她如获至宝，对自己参与的活动策划、广告平面设计等经历，至今还能如数家珍。然而，这样的实习经历对于名校的同学来说是轻而易举的。
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则是这样的：大部分老师上课都是照本宣科，有些课还让研究生代教;大多数同学不学习，也几乎没有任何实习经历，旷课、玩手机、闲聊、睡觉成了主修课。认真听课的她反倒成了同学眼中的“异类”，当自己为了一个文案策划忙到很晚时，换来的总是室友的一句，“干嘛活这么累!”
“同样是电信专业，华科的实验室就可以做出很多好产品，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做不出来。”祝逸说，与自己在华科读研的同学相比，他们能够接触到许多前沿的技术，一些大公司都把投入生产的芯片交给他们去做。“这些在我们学校都是不可能的。”
本科毕业于三峡大学的张小妹刚刚经历“二战”的失败，准备“三战”。她也对学校的师资和学习氛围记忆犹新：“有个古代汉语老师，经常上课上到一半，自己也讲不清楚了，就说这个等我回去查一下资料，下次课接着讲。”同学们则一边埋怨着“不如自学”，一边只能习惯着。
面对种种令人失望的状况，大多数非名校学生都选择“习惯”。在湖南文理学院法学专业的王艳华(化名)印象中，除了极个别的好老师，其它老师都是“闲聊型”，在上课时总是谈自己的发展奋斗史，或是拉家常。
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许多教诉讼法、商法等法律专业课的老师竟然是历史、旅游管理、英语等专业出身，甚至是做行政工作的，这在学生眼中也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。“我的法学知识90%是靠自学的。”即便王艳华很早就开始准备司法考试，却一直没有通过，“我们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司法考试的，大多数同学一毕业就转行。”
“因为一开始就对这个学校没有期待，所以也谈不上失望。”但王艳华仍然坚持着，“只要能让我学到东西，再辛苦都可以，只希望两三年后能和现在不同。”在“二战”中失败了，她仍然很坚定：“这辈子我一定要读个研究生!”